（二）中国的士大夫

这里所说的中国“士大夫“指的主要是过去朝廷“金榜题名“的秀才，或指过去的“文人墨客“，现在则不过换了个名称叫“知识份子“。其实“知识份子“这个概念很泛泛，在文革前接受过“高等教育“的人才，都可以统称叫“知识份子“而时至今日：则需“另当别论“啦！这里没有贬义，只不过是客观的陈述一个事实而已。

中国高校“今不如昔“的现象，主要体现在“高校扩招“后，不客气的说：如今本科生的品质下滑，只相当於文革前的高中生而已，至於“高校师资“堕落到了什么地步？你看看那个号称是“大国师“的张维为，看看“经济学家“胡鞍钢，还有那满嘴（他妈的）北大教授“孔三妈“以及那位在“百家讲坛“上给年轻人灌溉“毒鸡汤“的于丹，和最近“闹笑话“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，你就一目了然啦。

其实“知识份子“的堕落，也是有一个“渐进式“的过程，遥想当年也是这批人他们步行到天安门广场去声援学生，并打出了“跪累了，站起来溜一溜“的感人横幅，而今天他们竞然沦落风尘，变得毫无廉耻的为“习特勒“高唱赞歌，那么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答案其实并不复杂，促成这转变的最大“灵魂催化剂“就是利益。就是金钱，就是孔夫子说的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“。

什么叫“颜如玉“？那当然就是美女。什么叫“黄金屋“？那毫无疑问就是贪腐。这就是读书人最大的利益。过去常说“十年寒窗苦，金榜题名时“指的就是这个，古时秀才们在骑着小毛驴从家乡赴京城赶考的路上，脑袋里想的就是“金榜题名“后找什么样的“颜如玉“能有多大的“黄金屋“啦，否则“寒窗苦读“为啥？这就是秀才们奋斗的目标，演变到今天当年那颗“初心“摇身一变就成了“土猪进城拱白菜“啦，要做“人上人“这就是读书人的终极目的，什么“为中华崛起而读书“，这你信吗？

要说读书人的这种心态，可以追溯到“改革开放“的初期，当年富裕起来的农民，对自视高人一等“的知识份子“造成了很大的冲击，激发了他们对“朝廷“的不满，他们曾悲愤的说“搞导弹的，不如卖鸡蛋的“这种落差触动了读书人的利益，这就是当年他们选择与广场学生们站在一起的根本原因。“64事件“后，贯於奉行“实用政策“的邓公，敏捷地抓住了“问题的关键“他及时的送来了“颜如玉“与“黄金屋“。

在官场上摸爬滚打一辈子“三起三落“的邓大人心里非常清楚，读书人的终极目的，就是争相攀比“颜如玉“与“黄金屋“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：其实读书人与朝廷就是一种“共生关系“於是在天安门事件后，邓小平大幅度的提高了“知识份子“的待遇，使得他们迅速成为了“即得利益的一份子“，在这种情况下：胡鞍钢，张维为，金灿荣，孔庆东，等等一批见利忘义的文人，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做了官府的“卫道士“（或称奴才）有人把他们比喻成附在牛皮上的毛，这个比喻很形象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？

历代的读书人，都把孔夫子奉为“至圣先师“。这是因为孔圣人指出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“，孔子的这套理论非常深入人心（成为了读书人的真理）特别是中国自隋朝发明了“科举制度“后，实际上等於搭建了民间“通往上层“的阶梯，一方面“科举“的问世使得孔夫子“学而优则仕“的学说有了“英雄用武之地“的场所，同时这套“择优录取“的选拔制度再“理论结合实际“的与“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“挂钩，这就不仅成为学子的奋斗目标与动力，也成为普世价值观啦。

而另一方面：由於孔子教育弟子们要“忠君“，提倡的是“君要臣死，臣就不得不死“的理论，这非常符合统治者的利益，再加上儒家文化倡导的是“报效朝廷“讲究的是“读书做官“，这样儒生的利益与朝廷的利益就有了“契合点“，所以中国自汉武帝以来，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“独尊儒家“，因为这符合“朝廷“的利益。

朝廷官府对儒家的尊崇，更提升了读书人对“人上人“的自信。什么叫“人上人“？就是不同於芸芸众生，就是“高人一等“，在电视剧“雍正王朝“中有这样的一段描述：河南巡府田文镜“搞改革开放“他推行“官绅一体纳粮“的改革新政，结果招至河南的儒生们群情激愤，他们抬着“孔子牌位“上街游行，为啥呢？因为巡府要求河南的读书人与河南百姓一样“官绅一体“，此举就触犯了读书人千百年来做为“人上人“的利益。最终这件事情由雍正皇帝下旨，废除了巡府田文镜的“新政“。

过去有句老话叫“千里做官只为财“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“（如今更是如此）过去乡下的秀才们进京去“赶考“，目的就是为了“做官“就是为了拥有“黄金屋“，这符合儒家学说。如今一千多年过去了这“读书做官“的传统并没有改变，所不同的只是名称上的变化，由过去的“赶考“改为现在叫“高考“由过去的“黄金屋“到现在改叫“为人民服务“而已。早在“文革“前，中共党内的“二号人物“刘少奇就曾说过“入党做官“的理论，这实际上就是“读书做官“的翻版。刘二号说的没有错，现在不入党就不可能做官，朝代变了，名称变了，但“做官“的本质却并没有改变。

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（在90年代之前）中国的大学“本科生“毕业后，都是（直接做官）由国家统一分配到国家机关，或企事业单位工作，享受的是政府官员（23级干部）的待遇，那时大学毕业后，就能初步实现成为“人上人“的念想。后来“高校扩招“之后直接“做官“的制度也彻底终结啦，如今的“本科生“毕业后“求职“与“外卖小哥“的差距不大，尽管如此“土猪拱白菜“的念想没有变。

儒家学说的“学而优则仕“这是孔圣人给读书人找到的“为官之道“也正因为如此，所以孔子被儒生们奉为“至圣先师“，中国的读书人是朝廷雇佣下的奴仆，像张维为，金灿荣都是如此，儒学就是为皇帝服务的“金榜题名“就是为了做官，在这一点上：中国的知识份子与西方的知识份子在本质上“不可同日而语“。

从这个意义上讲：中国的知识份子群体（特别是现在）鲜少出“推动社会进步的社会精英人物“就一点都不奇怪啦。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朝廷的“卫道士“，是皇权制度上的一颗小螺丝钉，是想挤身於“赵家人“行例的一份子，而不是善於独立思考，敢於批评政府的人，。在阻挡甚至是打击“知识份子“这方面，中国读书人最恨的是俩个人，一个是二千年前的秦始皇，另一个就是近代的“红太阳“毛泽东。

二千多年前秦王嬴正结束了“春秋战国“的历史，统一六国后成了秦始皇的嬴正，特希望自己能“长生不老“於是他就开始广寻“万寿无疆“的药方，这时类似於钟南山式的那么一批术士出现了，为了蒙秦始皇高兴并且骗取他的银子，术士们便对秦始皇说：他们能制练出“长生不老“的仙丹，结果送给秦始皇的却是“莲花清温“。

术士们这种“诈骗行为“使秦始皇非常生气，再加上秦始皇“一统天下“靠的就是“尊法反儒“，靠的就是重用商秧，李斯这样的“法家人物“，此时面对诈骗银子并“尊儒“的术士们，秦始皇一怒之下便砍下了这些人的脑袋，并烧了他们“算命“的书，於是这事便被儒生骂了他二千多年，说他是“焚书坑儒“的暴君。

二千多年后：熟读“二十四史“并极为反感“儒家学说“的毛泽东，从1958年的“反右运动“开始就跟“老九们“过不去，他直接了当的就对天下读书人说了：我们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。这还不算毛泽东还颁布了“圣旨“又被称为“五七指示“，他要求中国的知识份子必须丢掉“学而优则仕“的观念，他此举的目的：就是要打破知识份子“人上人“的念想，到乡下“去与工农打成一片“，毫无疑问毛泽东这举措触动了读书人的利益，尽管中国的读书人对此“心怀不满“但却即不敢怒也不敢言。

我有一个哥们他爹是原“文革“前中央美院的院长，他小小年纪就随父母去了（湖北咸宁的文化部干校）听他说当年“老九“们人在湖北，心系北京，做梦都梦想回到北京，当时有一个顺口溜是这样形容的“向阳屯，北京佬，穿的破，吃的好，一人一块大手表，周末就往城里跑，想回北京回不了“。这就是对“干校“形象的描述，中国的知识份子简直是恨死毛太祖了，太祖刚死就享受到了是跟秦始皇一样的待遇。

1976年的9月9日毛太祖去世，此时中国的知识份子痛恨毛泽东，就像当年的儒生痛恨秦始皇一样，他们报复性的将毛泽东忌日的第二天，即每年9月10日命名为“中国教师节“以示一出憋在心中的恶气，并以表读书人的欢呼雀跃之情。（未完待续）